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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李鸿章是如何来看待新闻价值的吗

日期:2017-06-26 12:39    来源:中国网 作者:西窗飞雨

 

   在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名义赴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之后两个月,也就是1896年9月2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乘圣易路斯号油轮抵达纽约开始对美国访问。这是大清国外交的头等大事。李鸿章在美国受到了空前的礼遇,那外交隆重的盛况与国内清政府的窘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李鸿章关于新闻的一番评价,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直插要害。他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真实是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闻报道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毛主席也主张新闻要讲真话, 要如实报道战果、成绩和灾情。可见,新闻真实是新闻的起码要求。媒体作为时代与社会的记录者,只有秉承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坚守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性,才会受信于众。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没有媒体记者的真实记录,历史将按照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不可避免地沦为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和图片。

  19世纪末的李鸿章,能有这般眼光看中国的新闻现状,却不能不让人生出由衷地钦佩与赞叹。但是,我觉得,李鸿章的新闻价值论调本身并无错误,错误的是,他将新闻不讲真话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报纸的编辑们。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政府颁行了新闻法规,准许报纸官办与民办。那些报纸的编辑们,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听到李中堂大人这一番情真意切的话,一定感到特别冤枉和憋屈。至于其中的原因,法国拿破仑好像更有资格作出清晰的解释。拿破仑不太喜欢看法国当时的报纸,当问及其中的原因,他直言不讳,称是“我国报纸上登的东西,全是按我的旨意写的”。清朝报纸刊登的内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思想统治,焚书坑儒、腹诽罪、文字狱,对于统治者不喜欢或者不想听到的民间声音,均采取果断措施,使其没有任何条件地销声匿迹,以确保统治秩序的安宁有序,否则的话,便要封杀,便要杀头。大清国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除了准许他人为其康乾盛世歌功颂德之外,谁还会容许别人对清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之象说三道四呢?大清国承继历朝历代言禁制度,不过这种局面在晚清时代有了很大改观。作为外国入侵的副产品,外国的先进思想也传入中国。出于应付局势发展需要,清政府颁行了新闻法规,但是,在封建权力的压制下,却没有多少呼吸的空隙。

  1896年的中国,政治腐败,国力贫弱,外国列强军事打压和经济盘剥,治下百姓民不聊生并起义造反,维新派变法图强,革命派风起云涌,都在加速病入膏肓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普通百姓,在清朝腐败与外国欺压下苟延残喘,直面残酷的镇压,他们流血流泪的沉没的声音,中国的报纸媒体会不会如实记载呢?

  某种程度上,新闻记者的职责与史家相同,需要不顾一切地寻求事实真相。新闻媒体的这种使命与担当,必须基于政府坚实的民主基础,基于社会公众较高的民主素养。媒体的新闻真实,本质上是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要求,是“人权在精神领域的体现”,政府有义务保障公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这是政府的责任。显然,在清朝专制统治下,民主还只是革命党人的梦想,远离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现实。与之相适应,报纸与媒体,不过是清政府的发声器而已。已经在社会公众革命暴风雨中瑟瑟发抖的清政府,怎么可能准许报纸报道对外作战一败涂地和对内镇压血腥暴虐的无能与残忍呢?

  除非编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时为了真相牺牲生命,甚至做好被诛九族的准备。我斗胆猜测,即使李鸿章,也不会允许编辑们详细报道自己在《中俄密约》上签字时对俄国侵略者牺牲掉的国家尊严和主权利益。其对《纽约时报》发表的观点,也不过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无法规避的正确的废话而已。

  报道真相,即使如此简单的命题,因为远离民主的土壤,这高贵的价值,注定要与谣言共舞,沦为街头巷尾废纸上的文字或者图片罢了。